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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治理創新看這

2019-04-14 15:31 來源:網絡  作者:求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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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治理創新看這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抉擇,掀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序幕。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結構,極大推進了我國的社會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的社
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治理創新看這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抉擇,掀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序幕。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我國的社會結構,極大推進了我國的社會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的社會面貌,我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由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變遷。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收入分配、勞動就業、教育公平、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環境保護、征地拆遷等領域也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在利益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我國不斷推進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完善社會治理格局,變革社會治理方式,從而促進公平正義,保障民生改善,促進社會和諧,確保社會秩序。本文試圖勾勒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發展的“中國路線”,總結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國經驗”,進而探尋進一步推動社會治理創新的“中國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40年來社會治理創新的整體審視,可以發現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經歷了“社會管控”“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不同階段。馬克思說“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我國社會治理創新既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同時又具有內在的連續性。

“社會管控”階段(1978~1992年)。這一階段主要是指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之前,此階段“社會管控”作為社會治理模式的一個類型,彰顯出特有的時代特征。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并沒有協調跟進,原有社會管理體制在總體上仍然得以延續,全能型社會管理體制并沒有實質性變革,“社會管控”的特征非常明顯。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面對的是一個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與此同時,還受到各種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新生政權的威脅。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為了改造舊社會、鞏固新政權,當時在社會管理上采取了高度集權的管理模式,建立了由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以黨和政府為中心、政府包攬一切的全能型社會管理體制。這種全能型社會管理體制以戶籍制度、單位制度、職業身份制度和檔案制度為基礎,在城市以街居體制輔助,在農村以“人民公社”制度輔助,實現職業身份統一確定、各類人員統一安置、社會事務統一部署、一切活動統一組織,社會絕對服從政府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管理。這一時期社會管理的目標,就是極大地增強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和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使社會成員都被固定在某一個既定的位置上。

1978年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經濟工作成為全部工作的重點和中心,政府開始由政治主導型向經濟建設型轉變。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國家開啟了現代化建構的大門,開始放棄全能型社會管理體制。國家對與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關系密切的社會管理體制進行了局部調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政府逐漸開始小范圍地放權讓利,社會管理工作隨之不斷調整。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以前完成建立鄉政府的工作。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開始向社會分權,農村基層村民自治與城市基層居民自治成為國家向社會分權的重要方式。

從總體上審視,這一時期政府的主要關注點放在經濟建設上,國家改革的重點是如何調整社會管理來適應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管理的局部調整都是為發展經濟提供配套服務,社會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庸。在社會管理主體上,實行“單一行政主體”;在管理手段上,實行“運動式治理”;在管理機制上,突出單向管控;在管理環節上,突出事后處置。這一時期,由于政府的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和轉移,“大政府、弱社會”的社會格局非常明顯,政府在國家與社會的權力分配格局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

“社會管理”階段(1992~2012年)。這一階段主要是指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八大召開,此階段“社會管理”模式逐步得以建立。這一時期的社會管理體制正逐步從經濟體制改革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并日益成為中國整體改革中相對獨立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改革開放進入全面提速階段。經濟轉軌帶來了社會轉型,政治、市場和社會加速分離,單位制加速弱化,社會流動人口增多,社會治安管理工作變得日益緊迫。與我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社會管理開始全面引入經營性管理方式,政府弱化了在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中應負的職責,由于在發展社會福利、社會保險、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過程中過于突出社會化和商業化機制,致使社會化公共服務的供應嚴重短缺,居民在獲取基本公共服務中存在巨大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本地人口與外地人口差別,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公平性出現缺失。我國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巨大變遷,社會矛盾沖突不斷加劇,對我國的社會管理提出了挑戰,迫切要求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系。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出現了“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的表述。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加強教育和管理,落實責任制,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1998年在《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再次出現了“社會管理”一詞,隨后“社會管理”一詞頻繁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將社會管理明確為政府的四項主要職能之一,提出“要堅持打防結合、預防為主,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改進社會管理,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在這里,社會管理被列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具體途徑。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明確了社會管理的領導體制,提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完善社會管理,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創新。2007年,黨的十七大將“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一起,并列為“四大建設”,在重申“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的同時,提出了“要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新要求。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管理體系”,使得社會管理的內涵更加豐富。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從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角度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并從法律、體制和能力建設方面對加強社會管理進行了部署。2011年,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明確提出,搞好社會管理,要著力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實現了從“四位一體”到“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轉變,同時實現了從社會管理格局向社會管理體制的轉變,并且在社會管理體制中增加了“法治保障”這一新內容。

這一階段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全面展開階段。雖然社會管理以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為突破口,具有一定的管理社會的色彩,但多元治理理念也不斷提出,為實現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奠定了一定基礎。社會管理目標從追求“維穩”向“維權”初步轉型,社會管理體制開始從“人治”向“法治”轉變,社會管理機制從“剛性”向“柔性”逐步演化。同時,中央政策設計與地方治理創新積極互動,為社會管理提供了良好的體制基礎。但是在整體上,“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管理”的情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在社會管理主體上,重政府功能,輕多元參與;在社會管理手段上,重行政強制,輕教育服務;在社會管理機制上,重單向管控,輕溝通協商;在社會管理環節上,重事后處置,輕源頭治理。在社會管理的現代化過程中,由于片面注重機制、方式的改革與創新,忽視倫理價值的考量,導致了社會管理中的物化傾向比較嚴重。由于政府的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約束和轉移,政府與社會自治力量關系失衡,造成“政社”難以分開、政府職能定位模糊,“大政府、弱社會”的格局沒有實質改變。

“社會治理”階段(2012年至今)。這一階段是指從黨的十八大召開至今。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黨和政府在社會治理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斷進行探索,對社會治理任務的理解越來越深入,對社會治理規律的把握越來越準確,對社會治理手段的運用越來越科學,在經歷了“社會管控”“社會管理”之后,進入了“社會治理”發展階段。

這一時期改革開放的重點是推進改革向縱深發展,開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當今中國社會呈現出多主義、多質態、歷時態和共時態并存的復雜局面,同時承受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重壓力的沖擊與挑戰,行政失序、吏治腐敗、誠信不彰、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諸多問題引發社會質疑,成為誘發社會沖突的重要隱患,社會治理的艱巨性、復雜性、敏感性不斷凸顯。市場經濟進程誘發體制性摩擦加劇,傳統“高壓維穩”慣性思維主導下的“剛性社會”已經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需要向縱深推進。

黨的十八大向全黨全國發出深化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之一,明確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要求,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黨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社會治理”概念。“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表達了在社會領域全面推進國家、社會、市場之間合作共治的基本理念,標志著我們黨執政理念的新變化。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決策論斷。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這是對新時代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新征程的總體要求。

社會治理是國家嵌入與社會自治的有機統一。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轉變,需要實現社會治理思維視角從“國內”到“全球”的轉變,需要實現社會治理主導理念從“利益”到“價值”的轉變,需要實現社會治理功能定位從“維穩”到“維權”的轉變,需要實現社會治理主體構成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需要實現社會治理方式方法從“剛性”到“柔性”的轉變,這不僅是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新時期治國理念的高度升華,更是黨的執政理念提升的重要標志。把“社會管理”提升為“社會治理”,表明了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正發生從“大政府、弱社會”向“強政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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